即时强制容易与直接强制混淆，直接强制是以命令为前提，在对方不服从命令时采取的措施。

[12]严重污染的生态环境危及个人权益和共同体存续，因此在国家学意义上维系适宜的自然环境成为国家建构的目的和正当性基础之一，其旨在保障共同体与个人的安全、福祉及自由。立法者虽可在各方权衡后不按照科学上的最严格标准来行事，但也不能盲目乐观地宽松决策，置后代利益于巨大的风险中。

保护环境的源动力毫无疑问是保护人类自身。更为重要的是，在宪法上确立环境权还可以发挥其请求救济与保护的程序性功能。王锴：《环境权在基本权利体系中的展开》，载《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10期，第29页。四、以传统自由权而非宪法环境权进行程序辅助 不论是防御权产生的基本权利保护义务，还是按照受益权模式建构起来的宪法环境权，以此作为诉请基础的诉愿虽然得到了联邦宪法法院的正面考察，但最终都被驳回，联邦宪法法院也并未认同按照防御权模式构造的宪法环境权。[62]一方面它们可以构成各类实体性权利，从而为严格环保法制、强化各类社会主体的环保义务提供密度更高的规范基准，另一方面也可以增添动力，使各类环境公益诉讼朝向更加实际有效的方向改革，真正实现环境诉讼制度保护环境而非保障环境权的根本使命。

对此参见张震：《环境权的请求权功能：从理论到实践》，载《当代法学》2015年第4期，第25页。此外也有诉愿人认为，根据《基本法》第20a条的国家目标条款，个人享有防御权性质的环境权，但联邦宪法法院采纳了过往裁判和学界通说的观点，认为国家目标条款属于纯粹的客观法规范，不产生主观性的基本权利。其之所以难以理解，主要是因为它是由两种源流汇集而成的合成概念。

理论上的策略就是调整对即时或紧急的理解。在夏同龢所依据的清水澄（しみずとおる）讲义中，总论只提及了行政处分之强制的四种手段。[29]2014年修改《行政诉讼法》时，将该项修改为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明确并列成为可诉的行政行为的一种方式。但差别无疑也是存在的，那就是《中国行政法教程》一书没有将行政处罚置于行政强制之下来理解。

行政强制执行 行政强制措施是中国行政法总论上的一个独特概念，也为《行政强制法》所固化，与行政强制执行并列成为《行政强制法》上的两大基本概念。2011年制定的《行政强制法》第2条第2款规定，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

[34]但是，这种理解显然是忽视了不作为义务的强制执行问题，例如被责令停止营业后继续营业，这时行政机关可以采取关闭店铺等方式强制执行。1999年，盐野宏（塩野宏）的《行政法》被译成中文，该书将即时执行作为行政的一般制度来对待。[38]胡建淼也指出，我们原来把国外的‘即时强制混同于‘紧急强制是不对的。[23]该书的这一分类与瓦西林科夫主编的《苏维埃行政法总论》基本相同，连所举例子也基本一样。

苏联的行政强制措施在被引入之后，逐渐为中国行政法学所接受。注释: [1]参见（清）夏同龢编著：《夏同龢文辑》，梁光华、饶文谊、张红辑校，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原书为1905年版），第125-126页。（一）一体化的理解 如果要将行政强制措施与即时强制等同视之或一体化理解，首要的障碍是一般认识中即时强制的即时性。[9]这一信息于1984年才通过《行政法资料选编》附录的方式为中国人所知晓。

这种差异性是该法区分这两类行为的主要内在标准。尤其是警察责任原则和警察比例原则，在通常情形下都必须严格遵守。

该书根据目的的不同，将行政强制措施分为预防性、制止性和保障性行政强制措施三种。参见沈开举：《论行政强制措施》，载《法学研究》1993年第2期，第26页。

而且，也因为未再使用即时强制的概念，行政强制措施也就没有了即时强制的要件限制，而有了更大的包容性。例如，扣押、没收财产、临时解除工作、冻结存款、强制拍卖财产等等。将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并列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国行政法学自身的创造，《行政强制法》的制定更是巩固了这一做法。这种从目的的角度所作的区分，固然有一定的可能性，但并没有法律上的意义，而仅有认识上的意义。这样的强制称为行政上的强制，因为它是依据具有权能的行政机关的直接命令程序而行使的，它包括本义上的行政强制与行政上的处罚。在实施上，必先警告催促其履行，义务人不遵从警告时方可强制。

改革开放之后，苏联行政法教材的译著往前发展了一步，不再采用行政强制措施的二分法，而是采用了三分法，对行政处罚之外的行政强制措施的认识有所深化。因而，在行政法学的体系定位上，可将两者置于行政强制之下，其再上位的概念就是确保行政的实效性制度，而非确保义务履行的制度。

1985年翻译出版的瓦西林科夫主编的《苏维埃行政法总论》指出，国家管理机关为保障法制和法律秩序，维护国家法律所能适用的强制措施包括纪律强制和行政强制，前者适用于国家职务关系的范围，后者则没有职务从属关系的限定。20世纪30年代，范扬的《行政法总论》在行政上之强制执行的项下，比较了直接强制与警察上之即时强制，认为两者相似而种类相异：直接强制是强制执行的一种手段，常以义务的成立与不履行为要件。

1.即时强制与强制调查的区分意义 在《行政强制法》之下，杨建顺主张，行政强制措施之下除了《行政强制法》所规定的一般性行政强制措施，还包括行政上的即时强制、行政调查中的强制。1957年，田中二郎的《行政法总论》于行政强制之下设行政上的即时强制，与行政上的强制执行相并列。

[29]该法第18条规定，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不服提起的诉讼，由被告所在地或者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胡建淼认为，行政强制措施具有六个方面的特征：一是限权性，而非授益或是对权利的剥夺。该书指出：根据行政强制的作用对象，行政强制可以分为人身强制、财产强制、行为强制三种。[2] 稍显特别的是熊范舆译述的美浓部达吉（みのべたつきち）行政法总论讲义。

这种种理论虽然以译著等方式传至新中国，但却未能得到广泛的接受和讨论，因为这时中国行政法学有了新的替代概念，那就是行政强制措施。据该文介绍，行政强制是指为了行政目的，给相对人人身或财产所施加的压力，以此来实现行政上必要状态的事实作用。

[20]雅姆波里斯卡娅主要是在名称上与之前的学说产生分歧。但有时不能适用这一通常程序。

但还有保障性、程序性的行政强制措施（扣押等），其目的在于为独立措施的适用创造条件，因而不是制裁。根据适用行政强制措施的直接目的，可将其划分为制止措施、恢复原状的措施和处分。

参见胡建淼：《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的边界划定》，载《法学》2002年第2期，第24页。之所以修改了这一观点，主要是因为《行政强制法》为行政机关实施的强制执行与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设定了不同的发动条件，基础行为的生效标准出现了多样化。③起因不同，引起行政强制执行的原因只能是义务人作为或不作为的行为，而引起其他行政强制措施的原因既可以是行为，也可以是某种状态或事件。故而可以说，行政强制措施已然成为中国行政法学的自创性概念。

[28]类似的规定还有1990年《行政复议条例》第9条第1款第2项，1994年《国家赔偿法》第3条第1项、第4条第2项，1999年《行政复议法》第6条第1款第2项。第9条明确列举的行政强制措施与第三章所规范的措施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即时强制措施。

这里，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法教研室首次使用了行政强制措施的译法。即时强制的特色在于，不以处分或警告为前提，进而区别于直接强制。

另一方面是行政救济渠道和方式不同。[42]但此外的差异并未有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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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狐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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